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我们注意到，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仍未得到严肃认真的处理。

3月7日，就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两天后，就在两会会场，竟然发生了全国人大代表李鸿忠同志夺走《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录音笔、威胁“我要给你们社长讲”的恶劣事件。

如果这是一时冲动的失态，事后应该赶紧设法弥补，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让舆论热点尽快冷却，重新回到两会既定议程上来。但李鸿忠代表对这一事件的政治严重性毫无认知，3月11日对媒体辩称“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声称此事“不涉及道歉”，“慢慢就过去了”。李鸿忠代表粗暴无礼在先，强词夺理在后，激起了公众特别是网民更为强烈的不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样的舆论态势，严重干扰了两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审议，转移和冲淡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谋划2010年“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国家重大政策议题。我们几位长期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者，对此事态发展深感不安。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利器。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抢夺记者采访工具这一行为，是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和蔑视；李鸿忠代表在3月11日的表态中说“我觉得不用在网络这个层面再做什么”，又流露出对汹涌的网络舆论所表达的民意臧否麻木不仁和排斥的心理。这些与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多么不相称！李鸿忠同志接受选区人民的重托来北京参加两会，不该摆出如此官老爷架子，损害人民代表的形象，损害执政党的形象。

李鸿忠代表同时作为湖北省省长，强力对抗舆论监督，严重破坏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工作这个国家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在发达国家，议员为了当选和连任，不得不对选民和记者非常谦和。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眼睛向上，对于来自下级和基层的监督，来自社会和媒体的批评，往往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内心深处压根没把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当回事。

网上很多帖文不约而同地提到，李鸿忠代表的言行直接违背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甚至是“给了总理一记耳光”。有些外国媒体评论说，录音笔事件暴露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官员的“软约束”和“假约束”，导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入运转阻滞，个别媒体甚至危言耸听说“中国的人大制度陷入危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每位中国公民、每位执政党的党员，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诚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完善和改革，更好地体现依法治国、民主决策的现代宪政法则，但决不能容忍个别领导干部以长官意志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上，把个人公关危机发展为影响政府形象、执政党形象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声誉的公共政治舆论危机。

为此，我们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敦促李鸿忠代表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赶在两会闭幕前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

中共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又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的战略意图，努力“创造条件”，欢迎和保护舆论监督。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经常表现为粗暴地拒绝和打压新闻媒体的正常报道，敌视和扼杀“网络问政”。李鸿忠代表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所缺乏的，不仅是对他人特别是对女性的基本尊重，与新闻媒介打交道的公关素养，更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党性修养。建议抓住这个事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教育，引以为戒。

单光鼐研究员和于建嵘研究员年纪相对较轻，没有老一辈党内专家学者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教训的深刻阅历，但近年来致力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稳定研究，对于地方领导干部在化解社会矛盾、接受舆论监督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有一些鲜活的感受。在贵州瓮安，2008年瓮安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石宗源3次向当地群众、机关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鞠躬道歉，检讨政府工作的不足，给自己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瓮安农民向单光鼐研究员忆起，石书记鞠躬时头顶那片稀疏的发丝，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这种诚挚令人动容。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还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高房价，看病难、看病贵，教育改革积重难返，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条件和权益缺乏有力保障……在这样的“矛盾凸显期”，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情系大众，视民如伤，牵挂民生疾苦，守土有责，聚拢人心。如果无视民意批评，一意孤行，有违中央教诲，有负民心党心。在此，我们也提请李鸿忠代表本着党性原则，反躬自省，深长思之。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65年入党

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38年入党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共运史专家，1949年入党

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教授

2010年3月12日

原稿：敢讲真话才能拉动真实的内需

 真话是当下公共生活中最大的紧缺品。正因为如此，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才会在全国“两会”上一炮走红。66岁的张维庆说，自己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67岁的牟新生宣称，他对张维庆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值得玩味的是，两位高官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这凸显了另类“59岁”现象。即只有快到退休年龄的官员才敢放胆直言，离退休还早、仕途看好的官员，则如牟新生所称，尽管多数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

 纵然位高权重，面对真话屏蔽仍不免是弱者。真话屏蔽之严密，之强大，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内需一直不振，产业转型和升级为什么一直步履维艰。

 真话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讲，真话就是人的真实需求。如果每个人的嘴上都放了一个哨兵，那样的国度必定是一个真实需求不受待见，即一个需求抑制型国度。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法则，是消费者主权。所谓法治社会，所谓公民社会，莫不以此为基石。而消费者主权从根本上说，无非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主权，即消费者的需求最大。这就必须以消费者的真实表达为前提，所以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舆论的开放，必然要求信息的自由流通。表达不真实即需求不真实，表达不自由即需求不自由。讲真话因此不单属于精神美学，更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 

众所周知，对外依存度太高、内需不振是中国经济的大患。但无论怎样着急，内需一直难于激活。很多企业不是不想进军国内市场，但他们往往费了九二虎之力之后才发现，国内市场的重重关隘，哪是他们所能解决和所能负荷的，最终他们不能不又一头扎进了国际市场。毕竟，还是国际市场更有序，交易成本更低。 

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何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主要就取决于消费者需求是否有力量。早几年前日本厚生省宣布，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合格率达到99.42%，不仅高于平均合格率，而且高于美国和欧洲。这说明中国企业并不是没有生产高质量食品，及其他高质量日用品的能力。但为什么国内食品安全一直是老大难呢？为什么供给国内消费者的食品及其他主要日用品一直缺乏质量保障呢？ 

奥妙在于，日本的消费者确实够强大，代表日本消费者的日本媒体确实敢讲真话，以致日本市场上的任何产品质量瑕疵，都会遭到穷追猛打。中国市场对产品质量问题则往往过度优容。这方面的经典个案，则是三鹿奶粉事件和三亚毒豇豆事件。对武汉方面曝光毒豇豆真相的做法，三亚方面竟然“特别的不理解”，谴责武汉“太不够朋友”，不仅不给三亚面子，也不给农业部面子。可见对真相的层层拦截，业内不仅习以为常，而且早就认为是天经地义。三鹿奶粉真相不也一直被重重围困？只是因为不懂事的外企恒天然悍然披露到最高层，才最终见了天光。

 三亚毒豇豆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生动印证了消费者需求的卑微。消费者的里子没有企业的面子重要，消费者的里子制约不了企业的面子，需求缺乏力量，缺乏地位，缺乏尊严。而这归根究底，显然是需求不自由造成的。痛了不能喊出来，真实需求不能自由表达，那么需求当然可以而且必然被漠视，被制造，被扭曲，被代表，形形色色的伪需求必然充斥整个社会。市场伦理的失范和市场秩序的混沌，这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又如何指望产品质量的保障？又如何指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如何提升人的尊严已成当务之急。所以温家宝才会自今年新春以来，反复强调国家以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要让人有尊严，首先要让需求有尊严，尊重需求，敬畏需求。这一切，当从敢讲真话开始，当从自由表达开始。惟有自由表达，才会使需求真切而细腻，需求才能真正引导供给，让一切消费品和一切公共品的供给更科学、更人性，更能精确满足人的消费偏好，更能极大丰富人的生命细节。就此而言，张维庆、牟新生两位高官借全国“两会”痛陈真话之危，可谓切中国人的隐痛。让人震惊，让人感佩，更让人深思。

见报稿：尊重需求当从敢讲真话开始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2010-03-11 09:47:25   来源:南方周末

         真话成了某些特别领域、某种特殊条件下的紧缺品。正因为如此，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才会在全国 “两会”上一炮走红。66岁的张维庆说，自己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67岁的牟新生宣称，他对张维庆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值得玩味的是，两位高官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这凸显了另类“59岁”现象。即只有快到退休年龄的官员才敢放胆直言，离退休还早、仕途看好的官员，则如牟新生所称，尽管多数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
         纵然位高权重，面对真话屏蔽仍不免是弱者。真话屏蔽之严密，之强大，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内需一直不振，产业转型和升级为什么一直步履维艰。
        真话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讲，真话就是人的真实需求。如果每个人的嘴上都放了一个哨兵，那样的国度必定是一个真实需求不受待见，即一个需求抑制型国度。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法则，是消费者主权。所谓法治社会，所谓公民社会，莫不以此为基石。而消费者主权从根本上说，无非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主权，即消费者的需求最大。这就必须以消费者的真实表达为前提，所以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信息的自由流通。表达不真实即需求不真实。讲真话因此不单属于精神美学，更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
        众所周知，对外依存度太高、内需不振是中国经济的大患。很多企业不是不想进军国内市场，但他们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才发现，国内市场的重重关隘，哪是他们所能解决和所能负荷的，最终他们不能不又一头扎进了国际市场。毕竟，还是国际市场更有序，交易成本更低。
        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何以有这样大的差别？主要就取决于消费者需求是否有力量。早几年前日本厚生省宣布，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合格率达到99.42％，不仅高于平均合格率，而且高于美国和欧洲。这说明中国企业并不是没有生产高质量食品，及其他高质量日用品的能力。但为什么国内食品安全一直是老大难呢？为什么供给国内消费者的食品及其他主要日用品一直缺乏质量保障呢？
        奥妙在于，日本的消费者确实够强大，代表日本消费者的日本媒体确实敢讲真话，以至日本市场上的任何产品质量瑕疵，都会遭到穷追猛打。中国市场对产品质量问题则往往过度宽容。这方面的经典个案，则是三鹿奶粉事件和三亚毒豇豆事件。对武汉方面曝光毒豇豆真相的做法，三亚方面竟然“特别的不理解”，谴责武汉“太不够朋友”，不仅不给三亚面子，也不给农业部面子。可见对真相的层层拦截，业内不仅习以为常，而且早就认为是天经地义。三鹿奶粉真相不也一直被重重围困？只是因为不懂事的外企恒天然悍然披露到最高层，才最终见了天光。
        三亚毒豇豆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生动印证了消费者需求的卑微。消费者的里子没有企业的面子重要，消费者的里子制约不了企业的面子，需求缺乏力量，缺乏地位，缺乏尊严。痛了不能喊出来，真实需求不能自由表达，那么需求当然可以被漠视，被制造，被扭曲，被代表，形形色色的伪需求必然充斥整个社会。市场伦理的失范和市场秩序的混沌，这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又如何指望产品质量的保障？又如何指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如何提升人的尊严已成当务之急。所以温家宝总理才会自今年新春以来，反复强调国家以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要让人有尊严，首先要让需求有尊严，尊重需求，敬畏需求。这一切，当从敢讲真话开始，当从自由表达开始。惟有自由表达，才会使需求真切而细腻，需求才能真正引导供给，让一切消费品和一切公共品的供给更科学、更人性，更能精确满足人的消费偏好，更能极大丰富人的生命细节。就此而言，张维庆、牟新生两位高官借全国“两会”痛陈真话之危，可谓切中国人的隐痛。让人震惊，让人感佩，更让人深思。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502

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就了一批公民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从番禺反烧事件说起

笑蜀

一

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众 所周知，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现在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原来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强硬的标志是11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当场宣 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余地，就这么着了。但现在地方政府却宣布，垃圾焚烧项目推迟上马，先拿一年时间做垃圾分拣试 点，一年后再来讨论焚烧项目上不上，怎么上，总共差不多三年缓期。跟11月22号的强硬姿态比较，这当然是巨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我仍然不敢乐观。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后面的问题还相当多，最大问题，则是2010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实效。如果没有实效，可能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力量再来阻挡垃圾焚烧，所以明年对番禺来讲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但 这不只是对番禺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全国都很关键。垃圾危机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番禺的危机。危机怎么解决？番禺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希 望番禺再跨一步，从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试点的首都，如果番禺的垃圾分拣试点成功了，就可以示范全国；但如果它失败了，而且因为它的失 败，最后还是上了垃圾焚烧，那么就是全国的一个失败——压力那么大的番禺都搞不好垃圾分拣，那你其他地方就更搞不好。

必 须一年见效。但做不做得到？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就像我们刚开始介入反烧一样，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阶段性成果。同样，我现 在也不知道明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成果，因为垃圾分拣不像反烧那么简单，反烧主要就需要一个决心，一种舆论，它们或许就可以起作用。但垃圾分拣不是你单方 面能决定的，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垃圾分拣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诚意，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政府做，比如说跟公民的垃圾分拣相对应的 一整套基础设施，垃圾运输车、垃圾分拣箱，诸如此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 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 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 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 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二

广州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那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 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 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 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一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 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 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 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 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 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第一时间介入，你总能 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 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 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 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 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完全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 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 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 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 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这 是我刚才讲的，公民社会这个场中的第一元素，即媒体元素。中国第一流的媒体人，尤其中国第一流的调查记者，他们很多可能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他们的文章在 全国各地媒体都能看到。像李坑这个一直被公众忽略的角落，这之前没有人知道，只是因为这批优秀的媒体人刨根究底，才最终浮出水面。这种事在广州有媒体人去 做，成都就没有人去做，唐福珍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成都媒体人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深度的报道和解释。

第 二个元素我想是因为经济上比较发达，广州有一个相比于全国而言，总体规模都不算小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是番禺反烧的主要力量。与此对应的另一个事件， 是厦门的PX事件。PX事件也主要是环境维权，也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主要是和平抗争。两个事件的性质是相通的，而且都有斩获，当然PX事件我们知道 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番禺有待继续推进。不过我认为尽管性质相通，番禺反烧事实上比厦门的PX事件，地位要更高。它是PX事件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说它 是一个更纯粹的中产阶级维权的故事。厦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但不完全是中产阶级。PX项目落脚点是厦门的海沧地块，这个地块是PX业主跟厦门开发商争夺最 激烈的一个地块，这种争夺对厦门PX事件有重要作用，也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开发商群体，实际上是厦门的中产阶级跟厦门的开发商联手推进的那么一个环 境维权事件。

但是番禺反烧全程中，我看不到开发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海沧还没有开 发，就需要去争夺。番禺不一样，会江村附近的楼盘已经非常密集、非常成熟了，就是说那里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钱已经收回来了。那么对开发商就没有意义了， 他就不需要介入这个事情。就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番禺反烧最激烈、最勇敢的全是那些七八十万、百把万一套房子的小业主，就在我楼下1500万、2000 万、3000万一套别墅的大业主毛都见不到一根，一点声音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对那些大业主而言，他们在番禺的地产只是他们财富总量的九牛一毛，他 们不愿为九牛一毛开罪地方政府，否则，损失可能就不是九牛一毛，就不是这1500万、2000万、3000万的房产。而对于七八十万、百把万的小业主而 言，虽然财产总量小，却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他们一辈子才打拼下来。而且这些小业主我前面讲了，大多数是从内地尤其从北方迁居而去的现代游牧民族。他们游牧 到广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厌恶了内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环境。他们觉得广州多少还能够让人喘气，但广州虽然能喘气，广州城内的房产价格却是他们承受不起 的。相比而言，只有番禺才是他们最适当的选择。番禺房产的价格拿到广州市内，最多也就买个两室一厅，而在番禺，他们不仅可以住得很宽，而且环境很舒适，空 气质量非常好。这就是说，番禺对这批小业主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块可以安居的土地，他们基本上没有退路了。这也就是番禺反烧事件当中，我们只能见到一批小 中产的原因，这就注定了番禺反烧比厦门PX要更高一层，它靠一批小中产就撬动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越纯粹，越简单，就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容易复制，它对于 全国的普遍意义也就越大，这是它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有那么一批小中产。

第三个元素， 是广州整个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广东跟内地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批小业主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为什么不去上海、去深圳，而非要选择广州呢？就我个人的体验来 看，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广州的城市文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包容、比较多元的文化。广州看上去参差不齐，可能比较差、比较脏、 比较乱，给人视觉上的印象，跟上海和深圳比起来，跟中国很多城市比起来，可能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我认为是其他城市 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就是因为这种自由、包 容和多元，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在广州找到适合自己、跟自己对应的那么一个生存空间，都能在那儿比较满意地定居下来。这点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上 海、深圳都很漂亮，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制的力量太强了，无论怎么发达，它无非就是一个中国的新加坡。但是广州不一样，这种自由、包容和多 元，甚至影响到官方政治。我们知道，广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乃至整个广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跟内地比起来，对政府是非常不客气的。广东每次开“两 会”，总能在报章上看到代表委员炮轰政府部门，我分析他们可能是香港电视看多了，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强烈的民代意识，老子当代表委员就是来放炮的，不是白 吃饭的。这在广东很平常，所以广东的政府对代表委员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内地政府高得多。

我 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广州市人大开会，一个代表发言批评广州环卫局。他才讲不到3分钟，环卫局局长就按捺不住了，就打断了代表的讲话。那个代表很生气：你连 基本礼貌都没有，你怎么能打断我的讲话呢？当场就质问他。局长很不好意思，马上解释说，我们人大开会不就是讨论嘛，讨论就是大家都说话，我也可以说说话。 但这还是没有能安抚那个代表，那个代表一屁股坐下生闷气，越想越气，干脆拂袖而去。第二天，这事就在媒体上爆炸了，成了纷纷扬扬的公共事件。

最 值得欣赏的我认为还不是那个代表的抗议，而是延伸出来的故事。很快广州有关部门就制订了一个文件，强调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专门提 到，不允许打断代表委员的发言。跟着报道也出来了，讲广州人大政协地位怎么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原来你代表委员来视察就视察，政府官员有其他活动我照 常，该去北京开会照样去北京开会。现在不行，现在只要代表委员来视察，你任何其他活动先推掉再说，北京的会不要开了，你就留在机关等代表委员，甚至下楼走 老远去迎接代表委员。

这就是我刚才讲广州政治生态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不仅是官方政 治，民间政治跟内地差异也很大。警察在内地很牛，但在广州往往未必那么牛。广州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往往这样冲着警察发飙：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你以为你 警察我就怕你？这种话，明显就是看香港电视看多了，受香港的影响。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 子，是11月23日广州城管委大接访。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刚开始是封闭的，不对社会公开。9月份披露之后，当地媒体马上就爆炸了。巨大舆论压力让广州环卫部 门顶不住了，赶紧表态说，你们不是责备我们不透明嘛，不尊重民意嘛，那好了，现在起我就尊重民意，我11月23日上午开门接访，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来提。结 果很多番禺业主就借着这个机会去城管委散步，最高峰时应该有1500多人。

那天下午 我坐车路过现场，看了大吃一惊。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冲突，不是对立，而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双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众一方而言，他们的 理性和放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走上大街，没有影响整个交通，没有踏草坪，离开时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民众一方没有戾气，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没有戾气。 当时没有交通管制，警察都抱着两只手在那边笑嘻嘻的看，根本没有很严重很紧张，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游戏。

那 天我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是什么镜头？我估计是村民围堵镇干部。我看见一个镇干部模样的人似乎要急速离开现场，估计他是想说服但没能说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 村民围堵。然后他害怕了，转身就走。村民尾随不放，一路尾随一边喊：打倒贪官，打倒贪官。但是旁边的警察都不干预。村民一边喊一边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 这整个现场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动不动跳桥、动不动堵路那些抗议方式，有一个本质区别，他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绑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 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他的戾气比内地要少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

总之，广州公民社会的基础确实比全国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广州的媒体能够领先全国？它要有一个依托，我认为这就是依托，这也是番禺反烧事件的依托。

三

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番 禺反烧的阶段性胜利，和厦门PX事件的完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是公民社会从哪切入？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做依托，做缓 冲，中国的任何变化，它的代价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是公民社会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我们今天就能做成什么，而在于它能为明天做准 备，这种准备必须马上开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切入？这是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左冲右突，空间都很小。我认为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 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从 这个角度去推动公民社会，我觉得可以套用一句推广微博客的口号，叫做微动力、广天下，每件事情，每点进展，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惊天动地，好象都比较细小， 比较平常，但是一点一点你去把它做实，未来的效果是深远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不会吓跑大多数人。如果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你这 事虽然很正义，但是对不起，我不想牺牲，我还想活下去而且尽可能活得滋润一点，而你这事代价太大，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敬而远之。但是那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 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不至于把大多数人吓跑，这就是为什么番禺业主敢介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批业主原本没什么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因为他们过去的日子 都比较滋润。但是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公共意识、公共关怀，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番禺业主从市民向公民转型的那么一个过程，这就是 它的另外一个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刚开始的时候，番禺业主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基 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准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烧厂，因为不知道风险多大。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麻烦在哪呢？广州当局就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这一点。他没 说那么明显，但就那个意思：番禺这批业主很自私，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别人的后院？这个代价让别人来承受？所以广州当局反复强调，番禺的垃圾只 能在番禺处理，不要指望到别的地方处理。这样反复宣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业主跟广州其他市民对立起来了，就把你分化了，把你变成少数了，从而给你 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或者舆论压力。后来番禺业主发现不对，就慢慢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他们现在再不强调选址问题了，再不谈垃圾焚烧对自己 后院的影响了，他们现在谈的都是垃圾焚烧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们现在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已经不是建在哪的问题，而是建 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反对的问题。哪怕你建在省府大院我也反对，这不仅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更出于我的一种公共关怀，开始了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结合的这么 一个过程。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成了很多番禺业主的潜意识，他刚开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的，很多业主就把它当真了，一旦当真之后，他就觉得 自己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比原来高尚了，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所以，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 就了一批公民，这是第三点。

谈到这点，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前面讲过，番禺反烧事件 爆发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为人知，那么多悲剧，只能让李坑村民默默承受。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国家级的示范工程，是广州当局反 复宣称的，一座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但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因为我前面讲了，那时大家没有那么一种公共 关怀，没有那么一种同病相怜。但是番禺反烧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唤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怜。刚开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 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样？最后才发现李坑那么多血泪故事，跟宣传完全是两个版本。然后，番禺业主跟李坑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结，他们之 间的互助与合作就开始了。

总之，番禺反烧不只是垃圾处理问题，它有强烈的外部性，公 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遗憾呢？也不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遗憾就是现在的讨论空间还不够。我参与过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主题就是垃圾焚烧。节目做完 后我信心满满地等着收看，但最后得到消息，节目居然被和谐。我唇枪舌剑两个多小时，全都是浪费表情。如果不是因为讨论空间有限，番禺反烧本来可以对解决全 国的垃圾焚烧问题有一个更大的促进。怎样促进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主张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多元方式，多元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垃圾分拣。但有朋友提 出，垃圾分拣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为什么？就有一个公民素养的问题，我说这其实不是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策，这个统一政策针对全国所 有的消费品的制造商，你必须对你的产品包装做标识，标出你的包装属于哪一类，提示你的消费者把商品买到手就知道往哪扔，这么一来垃圾分拣还有什么好难的 呢？垃圾分拣不难在所谓公众素养，难只难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如何出台。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促进作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促进作用只能来自 对垃圾焚烧的全国讨论，没有全国性的充分讨论，没有这么一个公共推动的过程，垃圾分拣应该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的这么一种主张，就不可能占上风，我主张的 厂家强制标识的全国统一政策就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去做。

公共讨论的意义在哪？就 是形成底线共识。作为一场公共讨论，番禺反烧最大的收获就是形成了垃圾分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垃圾分拣第一优先的底线共识，进而改变了原来盲目推行垃 圾焚烧的公共决策，先做垃圾分拣的试点。这本来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理想的契机。如果公共讨论的空间足够开阔，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这种建设性影响就 不会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难形成一个关于垃圾处理的全国性的底线共识，改变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就遇到了瓶颈，即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不突 破，公共讨论的空间就始终难以延伸，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始终很困难。这个瓶颈问题，显而易见，已经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致命问题。

——本文系作者根据去年12月12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记录整理而成，见《南风窗》2010年第5期

笑蜀：依法打黑何须假新闻掩护？

来源：东方早报2010年01月22日 作者：笑蜀

前日收到蔡定剑教授手机短信，看得出来蔡教授很气愤：你怎么把那样的记者介绍给我？现在一些媒体的素质怎么这么差？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重庆当地媒体一个青年评论员希望我把蔡教授介绍给他，他要就李庄案对蔡教授做电话采访。那个评论员我认识，重庆媒体我信不过，但那个评论员我是有把握的。我就同意了。哪知道会闹到今天这步田地。

　　进一步了解事实后，我认为蔡教授的愤怒是有道理的。蔡教授指控说，他们完全按自己的需要，对我断章取义，从根本上歪曲了我的意思。从蔡教授提供的文本记录来看确乎如此，他本来主要是强调，律师的执业权不只是律师的权利，而是所有当事人即所有公民的权利，律师的执业权不保，则好人被坑害的事情就无法最大限度遏制，所有公民都会受到潜在威胁。所以律师执业权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当下主要矛盾就是律师执业权亟待保障却得不到有效保障。当然，他也补充说，跟所有行业都有自己行业的问题一样，律师业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重庆那家媒体把蔡教授呼吁律师执业权的声音完全扼杀，而把蔡教授的补充做主流，无限放大。于是对律师执业权的强调在见报时就变成了蔡教授对律师一边倒的谴责。如此强加于人，显然是在把蔡教授当枪使，纯粹政治利用，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蔡教授要视为奇耻大辱而勃然大怒。

　　其实这不是孤案。重庆所谓打黑过程，几乎就是一个假新闻满天飞的过程。最著名的，也是重庆当局最得意的假新闻，就是中国青年报郑琳以她的记者名头发出的那篇重庆警方炮制的通稿，那篇通稿已经把郑琳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相信以后郑琳会付出法律上的代价。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蔡教授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基层社会的黑恶化趋势人所共知，打黑我举手双手赞成。政府职责之一，本来就是对那些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黑社会组织进行常规打击。但打黑不能破坏法治秩序而只能促进法治体系的逐步完善。以破坏法治为手段从事所谓打黑，这会比黑社会对公众的挑战更大。它可能确实会打掉几个黑团伙黑老大，但更可能大面积地伤害无辜，用冤枉九个好人的代价来打掉一个坏人，这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今天你可能不在被冤枉的九个人之中，但这不过是概率而已，你敢为自己担保一辈子吗？所以不要以为那九个好人被冤枉跟自己无关，反正只要打掉那一个坏人就行。说不准明天，你，或者你身边的那个亲友也会遭遇同样的不幸。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被冤枉，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被冤枉。所以，无论以打黑还是以别的什么名义，一个人都不能被冤枉必须是底线。只有这样，才可能所有人都能享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才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中国的法制体系确实太多缺陷，确实离法治太远，但这并不能赋予破坏法制体系以任何正当性，中国的法制体系有再多的缺陷，毕竟还是包含了部分现代法治的因素，不要把脏水跟婴儿一起破掉。而且有法制总比没有法制好。权贵本不需要法治秩序，因为没有法治秩序的世界是丛林世界，可以权力通吃，强者通吃。越没有法治秩序他们越能够随心所欲。所以他们最乐意做的事就是以各种神圣的名义把法治秩序彻底摧毁。但是弱者，平民，面对权贵则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保卫自己，惟赖法治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是他们生命和财产最后的一道长城。

　　所以，哪怕打掉了十个坏人，百个坏人，千个坏人，但只要他冤枉了一个好人，都是需要追问的，都是需要谴责的。更何况如果被冤枉的远不止是一个好人呢？而重庆打黑能不能尽可能不冤枉好人，惟一可靠的，就是对打黑本身的批评和监督。没有批评和监督的打黑，就必然蜕变为权力的无度滥用，而滥用的权力肯定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险因而最需要我们警惕。所以，重庆打黑不能因为它有一面打黑的旗帜就可以免于被追问，被批评，被监督。拒绝追问、拒绝批评、拒绝监督本身，其动机就大为可疑，就表明打黑的权力确实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正是在这点上，重庆假新闻漫天飞特别值得忧虑，公权力炮制的假新闻天然是跟真新闻做对的，公权力炮制的假新闻天然是真新闻的天敌。公权力假新闻越多，越说明其心可诛，越显出追问的难度，批评的难度，监督的难度。如果重庆打黑完全符合法治原则，执法确实正当严谨，那么需要那么多假新闻的炮火来掩护么？公权力炮制的假新闻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不能公开的内幕？

　　下面是蔡教授访谈见报稿和原文的对照。这里需要声明一下，出现这样的闹剧不是记者的错，我那个评论员朋友并只访谈未定稿，后来发现自己对整个流程失控，自己也被利用时，已经回天无力。他对此深感悲哀，已经向蔡教授和我一再致歉。

　　附：

　　律师执业，不能逾越法律红线

　　（见报稿：1月7日《重庆日报》）

　　记者 余虎 张军兴

　　去年12月30日，北京律师李庄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案，在江北区法院公开审理。在庭上，公诉人指控，李庄作为“涉黑”被告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同时，他还引诱其他证人作伪证。

　　这就是重庆打黑进入“深水区”后爆出的“律师造假门”。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有着怎样的角色定位？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界线在哪里？昨日，记者采访了我市及国内著名的法学专家。

　　辩护律师不能替犯罪嫌疑人谋取非法利益

　　“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决不能简单地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其办案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曾办理多起全国著名大要案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人权法研究所所长、国际刑法协会会员田圣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替犯罪嫌疑人谋取非法利益。

　　北京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指出，为被代理者辩护，是律师的责任所在。虽然按国际上通行的“保密义务”，牧师与律师免责，但律师的辩护应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进行。

　　刑法专家、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全程参与了李庄案的庭审。他说，律师的基本职责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二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三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刑诉法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说，律师作为正义的维护者，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能说假话，更不能教唆委托人去说假话，这是对司法公正最大的扰乱。

　　实事求是，律师执业的“生命线”

　　被同行誉为刑法界“泰斗”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在重庆打黑系列案件中，先后参与了黎强案和陈明亮案的辩护。

　　“我在第一次见到黎强时，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要实事求是，把问题说清楚，我会负责任地为你辩护。”赵长青告诉记者，无论是会见黎强，还是为其进行法庭辩护，自己始终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律师的‘生命线’，一旦律师动歪脑筋，教唆当事人翻供或伪造证据，表面上看是为了当事人好，但如果被查出来，会让当事人处罚加重。”

　　刑诉法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金贵认为，当事人和律师之间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但委托关系必须建立在合法的框架下，委托的事项不得与法律相悖。

　　刑辩律师应遵守法律的红线

　　“《刑法》第306条，是规范律师行为的一条底线。”在陈忠林看来，在我国法律中，针对提供社会服务的每一种职业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法律都设定了相应的罪名。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医生、会计等。“律师也不能例外。”他说。

　　“正是有了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律师行为才得以有效规范。”刑法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说，2002年曾成功代理过成克杰、李纪周受贿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北京著名律师张建中，就因触犯《刑法》第306条，涉嫌为原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霍海音伪造证据，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至于说李庄案引发了刑法第306条的存废之争，我认为是夸大其词。”田圣斌说，我国刑法第306条的立法本意就是要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确保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

　　蔡定剑认为，《刑法》第306条是规范律师执业的重要法律条款。的确，律师的合法权利需要保障，但有些律师在司法腐败中扮演不正当的角色，有些律师辩护方法和手段低劣，职业道德水平低下，甚至无中生有制造证据，这也是必须要予以依法惩处的。

    再附：

   　采访内容原文

　　（除去客套、叹词、重复之类，未整理，保持了原本的语言）

　　记者：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刑庭上，律师是不是对被告人不利的东西就不说，予以回避，而对被告人有利的东西就放大，予以强调？

　　蔡：律师他的角色是为代理人辩护，他要找对他有利的证据，不力的证据有控方啊，控方主要是控告对他不力的证据啊，律师主要是辩论阐述对他有利的证据。如果被告的律师在庭上揭露代理人问题的话，律师都有保密的义务。保密的范围包括他以前没有揭露的犯罪，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去说对他不利的东西，不能检举揭发他。有两个免责，一个牧师一个律师，这种免责义务是国际上通行的义务。

　　记者：那你觉得律师有没有一些道德底线呢？

　　蔡：你说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记者：您说的不能揭发其罪。

　　蔡：这与道德无关。律师这个角色为了辩护人的利益。要是那样的话就回到以前了。罪行由控方来揭露。找一个平衡。

　　记者：他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

　　蔡：这两个角色就是为了平衡这两者。

　　记者：不知道您了解了没有，李庄案引起了刑法306条的存废之争。306条是关于辩护人、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引起争议。

　　蔡：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不利于中国律师的发展，很多地方就是借这条来打击律师，我认为这条不利于保护律师。动不动就会被这样一个条款不清楚的含糊的，被一些地方利用打击，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错误观念，律师为坏人辩护就是坏人，我们法官、公安机关、公诉人都有这样的观念，为怀人辩护，立场上、思想上就有道德问题，然后有这样一个条款很容易形成对律师的打击，不易对他的权利的保护。另一面的是，律师在成长中，道德不是很健全，也有小部分律师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行使辩护权，包括行贿啊，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也会出现一些伪造证据，但是这是非常含糊的，毁灭伪造是非常含糊的，证据都被公诉机关存档了，他也毁灭不掉啊，你说可能到法院里毁灭证据，那就构成。

　　记者：现在中国司法腐败比较普遍嘛，他存在一个就是作伪证和串供，这个方面您怎么看？

　　蔡：律师不是证人啊，怎么作伪证呢？隐瞒一些不利的事实是律师的角色。

　　记者：我指的是协助犯罪嫌疑人做伪证，比如说收买证人以间接的方式来做。

　　蔡：你说的有些情况确实是这样，确实有些律师采用唆使、教唆、贿赂的手段来作伪证，像这样的，我想第一个层面律师应当有个职业道德规范来规范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就是这个要不要入罪，我刚才说的现在处于律师的发展过程中，这会对律师的权利不力啊。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的立法应当有非常清楚的列举。我的意思是，在司法中具体列举这种行为，而不是含糊的说串供啊作伪证啊，不能让它成为打击律师的一种手段。

　　记者：对，不要运动式的斗争式的扣罪名。

　　蔡：哪些行为，你比如说，有意收买证人作出伪证，具体列举这些行为，才能真正打击那些违法的律师，而不是这样一个糊涂的条款，把行使律师正当权利的也打进去了，这是对律师具体权利的侵害，为什么现在很多律师不敢做刑事辩护，本身刑事辩护最需要律师的，很多人不愿意去做、不敢去做，就是因为有这些条款在里面。我刚才说的两种，目前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律师。注重保护律师的权利，容易形成司法上独立公正的力量，如果有违法，我们也要严格的立法限制他，律师违法需要打击的应当有严格的条款限制他，不能用这种口袋罪的办法。

　　记者：你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大概这样看，就是加强职业道德，法律上修改成列举式的而不是笼统的归罪，大概是这样？

　　蔡：对。刚才说的条款有点像口袋罪。我认为对于律师不良的行为应当有两个层面，第一，加强律师的规范和职业道德，这个要靠行业自律来逐步形成，对于有这样的行为，也不要拼命的入罪，在国外也是，通过行业道德来规范，有这样的行为开出律师队伍，这是很严重的惩罚啊，这是他得以谋生的手段，如果确实有再严重的话，你应该明确的列举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口袋罪的办法。

　　记者：律师法修改时你也参与了讨论，您觉得刑辩律师哪些权力需要加强和保障呢？

　　蔡：我觉的第一个是律师的“三难”问题，修改律师法的时候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阅卷难、会见难、忘了查一下啊，辩护难。会见，很多机关还是采取很严格的措施，采取各种手段吧，对会见时间等进行限制，阅卷也是。我觉的应该从律师的三难着手，再一个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306条啊，还是要给予修改，有什么办法来替代，这是很重要的。“三难”、306条的问题国家要重视，因为他属于模糊的条款，辩护律师弄不好就进去了，这在法治国家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对法治和保护公民权利是很严重的打击，把辩护律师看成坏人是非常错误的。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他就是为犯罪嫌疑人，哪怕最大恶极的，像什么黑社会啊，都是维护法治的力量，律师制度与检察制度、司法制度形成的是一个三角型的权利结构，你缺一方的就成一个支点了，支撑不住了，要从根本观念上解决对律师的误区。这三点是最重要的，转变观念是先导，废除或者修改306条，再一个就是解决律师三难问题是个基础建设。不能行使他的权利这个途径都没有，见不了当事人你怎么去辩护啊，要给他充分的权利。再一个就是解决律师提前参与的问题，在这方面，在96年修改刑诉法的时候已经把律师的参与权提前了，这个还是不错的，但应该让律师和公安机关同时借入，这样权利就比较平衡了。

　　记者：刑辩律师哪些行为必须严格自律？

　　蔡：确实有些律师在司法腐败中确实扮演不正当的角色，有些律师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当然你不能只怪律师，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司法机关本身，但律师也有职业规范，我也知道一些律师并不是找关系，但有些当事人啊找律师主要是看他的关系，当然有些律师是靠高超的本领，但是还是有大量律师在腐败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些律师辩护方法和手段低劣，职业道德水平低下，甚至无中生有制造证据，这也是必须要予以依法惩处的。犯罪人反过来指控辩护律师这个太可怕了。

　　记者：哈哈，这个在历史上有没有

　　蔡：他为了某种立功，我们不能说，这个太可怕了。当然确实有些律师假冒证据是吧，这个可以以扰乱司法的罪名，列举违法行为。像收买证人捏造证据，这样的话，有待规范。扰乱司法秩序，到特别严重的时候便可以确定罪名了。律师也确实要加强职业道德水平，现在确实有些律师素质比较低，有些是靠打关系不是靠打法律，这样也不利于司法的公正。

　　记者：还一个就是李庄在庭上申请证人必须出庭，这个在我国现在法律有没有依据。

　　蔡：这是个非常荒唐的审判，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的话，非常容易形成错案，我在国外，在美国哦，只有两种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是不能以口供证据来定罪，没有当面质证的，这个证据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基本的司法理念。一种情况是证人死掉了那没办法，还有就是非常少数的情况下，证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庭需要法官与陪审团的批准，正常情况下证人必须出庭的，要不然证据是不可靠的。

　　记者：一些调查显示，在中国95%的证人都不出庭

　　蔡：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法治的破坏，你想啊，证人不出庭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如果一个有关联的，他肯定会先推掉自己的责任，必须说行贿受贿的，他肯定会说他行贿，而不会说他受贿，减掉自己的责任是一个人本性所在。倘若证据不上庭质证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记者：对于出庭的问题，现在中国有没有法律依据啊

　　蔡：现在刑事诉讼法但是它没有规定，这是我们法律很大的一个缺陷，你要卡住口头提供的证据的话要经过当面质证的。当然对证人出庭的话也要有些其他的措施，像有些人说的威胁证人的安全的，毕竟是少数。

　　记者：中国好像有很多证人啊自愿的不出庭。

　　蔡：出庭是公民的义务，你要了解当事人情况的话，必须出庭，不出庭要强制你，这是我们国家司法机关要做的事情。

　　记者：刑诉法有没规定必须出庭。

　　蔡：没有。

　　记者：在西方对于一些大案子，黑社会什么的，对证人权利有一保护措施，例如隐藏移居。

　　蔡：一般的话，如果经过司法机关的确认，证人出庭的话可能要受到很严重的威胁，他就会有个保护令，如果影响生命的话，政府就会给他隐名埋姓，然后给他一笔钱。为了司法的公正，为了揭露犯罪他们会付出一些代价，这些代价也会比较大的，有的就远走高飞了，这是政府埋单嘛。

　　记者：我在采访一些法官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样的话要消耗很多司法经费，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对于这个看法您怎么看的。

　　蔡：我认为他们是胡扯。你造的冤假错案，现在也要赔偿啊。人的生命人的自由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吗，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要我们的司法机关了，你保护公民权利不能马马虎虎的呀。你们这些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养着你们却把好人陷罪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这是更大的一笔价值浪费，我觉得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扭曲。

　　蔡：你这个错判了还要国家赔偿，还要申诉上访。他们算过这个帐没有。

　　再说对一个人的错判，也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毁灭。还有一点就是李庄在庭上说这个案子由重庆以外的司法机关审理管辖，还有就是龚钢模的法医鉴定应由重庆以外的地方进行鉴定，您觉得他这个有道理吗？

　　蔡：当然，在一般正常的司法制度下，良好的法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怀疑司法的公正，一般的情况下也不要超出重庆以外的地区，当然为了避嫌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别的区域。他提这个问题是基于对司法的不信任，司法在中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政治的因素，我们的司法还不是很独立嘛。

　　记者：它不是不很独立，是不独立

　　蔡：这是中国的特点，如果的国外的话，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他不存在长官的干预。中国的情况下有一定道理，在法治的情况下，不一定有多少的道理。

　　记者：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没道理，如果到外地审理李庄的话那就是一种特权，其他外地人都可以在重庆以外的地方申请。

　　蔡：在中国这种情况不是没有道理，当然不能把别的案子都拿到外地去，这是对司法的不信任。

　　记者：西方有没这样的规定，譬如说李庄这事要是发生在西方，他要求去外面审理。

　　蔡：不存在这个问题。按照这个选题的话，这个没道理，这是对司法的不信任了，美国司法是独立的，这个没道理。

　　某报：你觉得李庄案的法律意义在哪里，当然您可能觉的没意义。

　　蔡：怎么个有意义呢

　　记者：我这是引用网上的话，说李庄这个案子有里程碑这样的意义。这个也比较奇特嘛。从哪方面来讲，积极的吧，对中国的司法进程。

　　蔡：我觉得他是消极的作用，当然我不了解李庄案的全部的事实啊，从能看到的信息看来的话，说实在话，我个人判断要判李庄的话。

　　记者：我们不谈这个细节。

　　蔡：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充分的，这是十分荒唐的。辩护人肯定要把知道的证据告诉当事人的，要不告诉的话，当事人怎么能作出判断。告诉当事人哪个证据对你不利，哪个证据对你有利，这是非常正当的啊，如果你不告诉他的利害关系，他怎么选择。你这么认定串供啊。律师说这不是事实你不要承认，这个怎么是串供啊。

　　记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比如他真杀人了，他要真坦白这个事，律师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买你这个命，存在这种情况您觉得是不是个错误。

　　蔡：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律师当场做这样交易的话，当然这样的律师要受到规制，让当事人违背歪曲事实，律师说花钱买通法官，这是整个司法链条腐败的问题了，在正常的司法情况下，他说花多少钱来保你不死，那么这样的行为，这要开除律师队伍啊，严重的话，你可以判一个轻罪，我觉得像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话开除律师队伍就够了。

番禺反烧风波见证民众反对的价值

笑蜀

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亲往丽江花园，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经过数月博弈，现在双方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终于能够面对面沟通，而不再隔空喊话。这显然是突破，必须赞一个。 

突破的不只是形式。就与会业主的事后反应来看，他们对座谈的实际内容评价也不低，尤其对谭应华直接面对民意时的开放和从容，颇多好感。可见民众即便对政府某项决策持反对立场，也并非出自苛刻。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政府能够放下身段，民众不是不能感知，不是不能回以善意。 

这个良性互动，其实可以发端更早。至少，11月23日广州市城管委的大接访，苏泽群副市长如果能从接待室主动走出来，走到不过一墙之隔的番禺民众中，而不是白等五个小时，良性互动那时或许就已经实现。好在谭应华如今跨出这步也不晚。毕竟，政府是掌握整个国家强制力量的强者，主动权都在政府手上，事态到底如何演进，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应对。番禺事件现在平稳着陆，固然要归功民众的克制，但跟番禺地方主官柔性应对，无疑也是直接相关的。 

政府当如何面对民众的反对，番禺做出了示范。 

政府也是常人组成的，政府决策也会常常出错；出错而遭民众反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出错，会不会遭民众反对，问题只在于如何应对民众的反对。一个明智的政府，不是一个垄断了真理，因而事事英明圣武的政府，而是承认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有限性，因而能够谦卑地面对民众的政府。有自知之明，始能认识民间智慧之无穷，始能从容面对民众反对，从民众的反对中学习，在民众的反对声中求进步。 

现在回头考察，番禺事件似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这样的逻辑。 

通常认为，反对就是故意作对，甚至就是敌对，因而只有破坏意义。这种理解当然大谬。反对不过是多元意见中的一种，跟其他方面的意见一样，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公共讨论做出了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公共讨论，存异求同，最终达成底线共识。譬如此次番禺事件，如果民众一味隐忍，那么事发之初政府确定要强制推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盲目的垃圾焚烧，就会不可阻挡，遍地开花。而随着其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大化，终会有一天完全超出民众承受的极限，那时民众就不会再隐忍，而将如悬河决堤一夜爆发。 

可喜的是，领先全国的公民意识，注定了番禺业主不可能隐忍，他们以平和的形式发出了反对的最强音，从而引爆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公共讨论。这场讨论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民间智慧，最终形成了官民都接受的底线共识，那就是垃圾分拣并非如某些官员所称的完全是乌托邦，而恰恰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恰恰应该第一优先。无论垃圾填埋，垃圾堆肥，还是垃圾焚烧，都应以充分的垃圾分拣为前提，否则就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伤害。如果番禺民众不大胆发声，不公开站出来反对，这场公共讨论就无法想象，人们对垃圾问题的认识就不可能如此深刻，厉行垃圾分拣就不可能成为官民共同的呼声。社会合作须以底线共识为基础。不要底线共识、只靠强力维持的所谓社会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不可能持久。通过自由讨论、公共讨论形成的底线共识，才是最大的粘合剂，才能凝聚人心，最大限度遏制社会断裂。番禺事件没有发展为恶性事件，没有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官民皆能适可而止，这一方面固然出自双方理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公共讨论，终于找到了底线共识，即找到了垃圾问题的最低解决办法。所以双方皆达目的，有了和解和合作的基础。否则，如果没有共识，找不到最低解决办法，双方就都没有退路，就都不免困兽犹斗，那时想和解、想合作也难。 

谁说反对只有破坏意义？番禺事件就雄辩地证明了反对的价值。正是番禺民众的反对，才最终拨开云雾见太阳，发现了垃圾分拣这被遗忘的康庄大道。单极思考的张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多元互动的现场，在争议乃至反对的激荡之下，人的灵感才会最大限度地激活。所以，反对不是使人盲目，而恰恰使人睿智。这个原理之于政府，也是同样适用的。一个高明的政府，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掘民间智慧，充分依靠民间智慧的政府。而要充分发掘、充分依靠民间智慧，别无它法，惟有充分尊重民众批评的权利，尤其是民众反对的权利。 

尊重民众反对的权利，让民众用最挑剔的眼光为政府挑刺，番禺这样做了，番禺必将大受其益。如果说，番禺曾经是全国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那么反对的结果，不仅是反掉了盲目焚烧这个环境定时炸弹；更重要的是，反出了厉行垃圾分拣的底线共识，反出了番禺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伴着环保意识同步增长的公共意识。而这，无疑为番禺从全国反烧“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的“首都”，进而升级为全国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首都”，准备了雄厚的社会心理条件。反对未必就是破坏，反对往往也是建设，也是合作，番禺事件堪称经典案例。张开双臂，拥抱反对自己的民众，番禺这个优雅的姿态，不应该是绝唱。那些一见到民众反对就血往脑门涌，就认为政府尊严受到侵犯，就情不自禁要反击，要动用强力挽回面子的某些官员，是应该把目光投向番禺，好好向番禺学习了。

番禺反烧风波见证民众反对的价值

笑蜀

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亲往丽江花园，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经过数月博弈，现在双方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终于能够面对面沟通，而不再隔空喊话。这显然是突破，必须赞一个。 

突破的不只是形式。就与会业主的事后反应来看，他们对座谈的实际内容评价也不低，尤其对谭应华直接面对民意时的开放和从容，颇多好感。可见民众即便对政府某项决策持反对立场，也并非出自苛刻。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政府能够放下身段，民众不是不能感知，不是不能回以善意。 

这个良性互动，其实可以发端更早。至少，11月23日广州市城管委的大接访，苏泽群副市长如果能从接待室主动走出来，走到不过一墙之隔的番禺民众中，而不是白等五个小时，良性互动那时或许就已经实现。好在谭应华如今跨出这步也不晚。毕竟，政府是掌握整个国家强制力量的强者，主动权都在政府手上，事态到底如何演进，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应对。番禺事件现在平稳着陆，固然要归功民众的克制，但跟番禺地方主官柔性应对，无疑也是直接相关的。 

政府当如何面对民众的反对，番禺做出了示范。 

政府也是常人组成的，政府决策也会常常出错；出错而遭民众反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出错，会不会遭民众反对，问题只在于如何应对民众的反对。一个明智的政府，不是一个垄断了真理，因而事事英明圣武的政府，而是承认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有限性，因而能够谦卑地面对民众的政府。有自知之明，始能认识民间智慧之无穷，始能从容面对民众反对，从民众的反对中学习，在民众的反对声中求进步。 

现在回头考察，番禺事件似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这样的逻辑。 

通常认为，反对就是故意作对，甚至就是敌对，因而只有破坏意义。这种理解当然大谬。反对不过是多元意见中的一种，跟其他方面的意见一样，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公共讨论做出了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公共讨论，存异求同，最终达成底线共识。譬如此次番禺事件，如果民众一味隐忍，那么事发之初政府确定要强制推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盲目的垃圾焚烧，就会不可阻挡，遍地开花。而随着其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大化，终会有一天完全超出民众承受的极限，那时民众就不会再隐忍，而将如悬河决堤一夜爆发。 

可喜的是，领先全国的公民意识，注定了番禺业主不可能隐忍，他们以平和的形式发出了反对的最强音，从而引爆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公共讨论。这场讨论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民间智慧，最终形成了官民都接受的底线共识，那就是垃圾分拣并非如某些官员所称的完全是乌托邦，而恰恰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恰恰应该第一优先。无论垃圾填埋，垃圾堆肥，还是垃圾焚烧，都应以充分的垃圾分拣为前提，否则就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伤害。如果番禺民众不大胆发声，不公开站出来反对，这场公共讨论就无法想象，人们对垃圾问题的认识就不可能如此深刻，厉行垃圾分拣就不可能成为官民共同的呼声。社会合作须以底线共识为基础。不要底线共识、只靠强力维持的所谓社会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不可能持久。通过自由讨论、公共讨论形成的底线共识，才是最大的粘合剂，才能凝聚人心，最大限度遏制社会断裂。番禺事件没有发展为恶性事件，没有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官民皆能适可而止，这一方面固然出自双方理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公共讨论，终于找到了底线共识，即找到了垃圾问题的最低解决办法。所以双方皆达目的，有了和解和合作的基础。否则，如果没有共识，找不到最低解决办法，双方就都没有退路，就都不免困兽犹斗，那时想和解、想合作也难。 

谁说反对只有破坏意义？番禺事件就雄辩地证明了反对的价值。正是番禺民众的反对，才最终拨开云雾见太阳，发现了垃圾分拣这被遗忘的康庄大道。单极思考的张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多元互动的现场，在争议乃至反对的激荡之下，人的灵感才会最大限度地激活。所以，反对不是使人盲目，而恰恰使人睿智。这个原理之于政府，也是同样适用的。一个高明的政府，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掘民间智慧，充分依靠民间智慧的政府。而要充分发掘、充分依靠民间智慧，别无它法，惟有充分尊重民众批评的权利，尤其是民众反对的权利。 

尊重民众反对的权利，让民众用最挑剔的眼光为政府挑刺，番禺这样做了，番禺必将大受其益。如果说，番禺曾经是全国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那么反对的结果，不仅是反掉了盲目焚烧这个环境定时炸弹；更重要的是，反出了厉行垃圾分拣的底线共识，反出了番禺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伴着环保意识同步增长的公共意识。而这，无疑为番禺从全国反烧“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的“首都”，进而升级为全国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首都”，准备了雄厚的社会心理条件。反对未必就是破坏，反对往往也是建设，也是合作，番禺事件堪称经典案例。张开双臂，拥抱反对自己的民众，番禺这个优雅的姿态，不应该是绝唱。那些一见到民众反对就血往脑门涌，就认为政府尊严受到侵犯，就情不自禁要反击，要动用强力挽回面子的某些官员，是应该把目光投向番禺，好好向番禺学习了。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

        笑蜀

先进如台北，垃圾焚烧炉从三座减到一座，毕竟也还没有归零，况乎内地城市？所以垃圾焚烧是需要的，关键不在要不要烧，关键在怎样烧。就个人立场而言，我反对的是一概肯定盲目推崇带来的垃圾焚烧大跃进。我担心如此下去，必造成垃圾焚烧遍地开花，最终造成垃圾焚烧环境风险最大化。

我的担心应该不是杞人忧天。君不见，但凡购买力强的发达地区城市，周边城郊莫不插满垃圾焚烧大旗？为了给这种垃圾焚烧大跃进辩护，主烧派往往不惜把广告辞章当论证依据，把理想当现实，把垃圾焚烧夸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无利不起早，他们愈是这样不遗余力，就愈不免令人怀疑其用心，就愈必须警惕垃圾焚烧背后的私利驱动。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垃圾焚烧发电同样不是天使而也是一种必要之恶。所以人类在因垃圾危机不能不与垃圾焚烧发电共处的同时，也必须像把权力关进笼子一样，给垃圾焚烧发电套上笼头。无论垃圾危机怎样严峻，焚烧发电都不能是首选，而只能居辅助地位，只能是填埋、堆肥、分拣等所有常规手段已经穷尽之后的补充手段。惟其如此，才能将烧的环境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这就是说，对垃圾焚烧发电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应持以最大限度的审慎。这种最大限度的审慎，应体现为至少如下四条基本原则。

1. 不分拣到位不焚烧 

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不是公众的素养够不够，而取决于城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如媒体已经指出的，夸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台北近年垃圾总量锐减，也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周到；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同样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公众多么强烈的分类冲动，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没有落地的可能。

所以，垃圾分类试点在诸多城市迄无所成，板子不能都打到公众的屁股上，怪罪于所谓公众素养，该检讨的是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否尽职尽责，如果并未尽职尽责，则说明其于垃圾分类纵然不是毫无诚意，起码也是半心半意。半心半意不可能做成任何大事，分类无成空耗公币理当问责城市政府，而不能反过来，充作城市政府大干快上垃圾焚烧发电的理由。

2．不财政全额不焚烧

今年4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主烧派旗手聂永丰曾经欢呼：“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时期。”他为什么会如此情不自禁？城市建设研究院一位负责人当时就道破天机：“由于获得回报相对稳定，垃圾焚烧设施备受投资人青睐，所以比较容易市场化。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严峻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将目光转向能源领域和环保领域，以寻求长期的、稳定的投资回报。”

毋庸讳言，市场化已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但巨大的环境风险却注定，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并不适合市场化。发达国家可市场化，因为无论权力还是资本，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严厉制约，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跟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只能无可奈何，最终的恶果则是社会买单，用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来买单。

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有铁的事实支撑。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就考虑要调整垃圾焚烧发电的发电补贴政策，其源概出于焚烧发电企业普遍的弄虚作假。为骗取发电补贴，他们大量使用煤和油来发电，焚烧发电厂因此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火电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的失灵。

面的问题如此严峻，点的问题就更怵目惊心。最近媒体披露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民癌症死亡率剧增，已是一个响亮的警钟。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早在今年8月媒体就披露，私营企业龙岗垃圾焚烧厂，其臭气在1.6公里外都能闻到，以致引爆当地居民集体抗议。

不难想象，垃圾焚烧企业失控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炉温要达到设计标准，必须掺加大量“活性炭”来辅助燃烧。但活性炭极昂贵，所以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偷工减料，只在应付检测时才姑且照章使用。这是垃圾焚烧反而助长污染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制度环境的根本改观非一日之功，只要制度环境没根本改观，监管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惟利是图的本性就无从遏制。

这种背景下，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公害产业的可能。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同在深圳的宝安垃圾焚烧厂，安全系数就大得多，据媒体报道，它的烟囱几乎没有任何可视烟雾排出。政府测试也表明，该厂几乎没有二恶英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原因就在于该厂全系政府投入。只不过，其投入比私营垃圾焚烧厂高得多——宝安厂每吨垃圾燃烧所耗费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但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于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既然非上不可，成本上就不该过于敏感。烧不起就不要烧，要烧就应该不惜血本，以绝对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为最大追求。 

跟公共教育不能市场化、公共医疗不能市场化一样，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外部性极强的领域，不能大搞市场化。如果一味迎合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的胃口，把垃圾焚烧发电搞成一棵新的摇钱树，政府投入特许权，企业投入运营资本，双方配合默契，各得垄断红利，其特殊利益驱动就将强劲到不可阻挡，其隐患就不免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个苗头事实上已经很明显，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现在已经笑口难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永丰等人对垃圾焚烧黄金时代的欢呼值得我们特别警惕。

3．不公开透明不焚烧

台北市民及环保团体常常半夜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监督有无违法垃圾焚烧，那种境界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原因很简单，谁敢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看工厂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扫出来。围墙一入深似海，天知道里面咋个烧？

所以，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这方面，台北的经验足资借鉴。据媒体报道，现在台北的焚烧厂所在地，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焚烧厂每隔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方便市民质询。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

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4．不公平补偿不焚烧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损失了就损失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间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这不过是个概率问题，谁都不能担保自己终生不在这个概率阴影的覆盖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牺牲、被侵犯的悲剧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轮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 

这点上，还有很多认识误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维权举动常常遭到某些道德家的谴责，似乎他们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阻挠公共项目，因而是可耻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多年，《物业法》也已适用多年之今日还以这样的视角律人，其虚伪和荒诞自不值一驳。焚烧厂周边居民固然是在为他们争权利，但他们客观上何尝不是为全体国民争权利，道德上法律上何亏之有！假若他们连自身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都不知道爱惜，那种犬儒才是他们真正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以上四项，窃以为是垃圾焚烧发电基础性的社会配套条件。垃圾焚烧发电在学理上是有争议的，在技术上是有分歧的，仅限于学理和技术的层面抽象地讨论垃圾焚烧发电的是是非非，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对现实也不会有助益。纵然垃圾焚烧发电在发达国家是朵花儿，那花儿也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气。撇开其特定的土壤和空气，只因所谓花儿的美丽就急于照搬，焉知不会基因变异逾淮为枳？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该不该烧，以及该在哪里烧。当务之急只能是基于社会学视野，基于特殊国情，重点考察垃圾焚烧该怎样烧，即应该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烧、这些条件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具备。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从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看政府角色越位、错位

2009-11-20 23:56   来源: 理财一周   作者: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乃至在我国港台地区，没有市场化媒体这个说法，在那些地方，媒体天然就是民营的、市场的，天然就属于整个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中国要特别强调市场化媒体，这其实就是说，还有很多媒体不是市场化的。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双轨制一边不能不保南方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比方说南方日报、人民日报可以靠财政拨款生存，但会过得很清苦，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赶到市场上干什么呢？就一个任务，赚钱。赚了钱之后，第一，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我敢说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程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实际上我后面会讲到，市场化媒体意气风发的时代，即是对执政党及对民众，对这两个方面同时训政的一个最好的时代，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从这个历史长程的角度看，它也是赚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的特殊功能

    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

    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我们知道台湾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韩国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转型，我认为它们转型的历史条件都比我们要好得多。

    第一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下子的转型。如果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型，这只有混乱，只有混帐，这种混乱和混帐是我们中国现在承受不起的代价。

    因此，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的确应该是有序的转型，而这个有序必须建立在有组织的前提之下，这个组织不只是政权组织，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社会自身要有组织，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如果自身没有组织，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那么这种转型就不可能是有序的，结果就只能是混乱和混帐。 我刚才说我们社会没有准备好，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这就是中国媒体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人家的媒体我们知道叫做第四权，跟立法、行政、司法并重，而我们离这很远，远远谈不到第四权。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市场化媒体所肩负的责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比发达国家、比其他转型国家的媒体，要沉重得多，复杂得多。

    我前面讲的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它的历史定位。这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特殊作用。

    这个特殊作用从以下三点展开。

    第一点是对公共事件的推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个方面是市场体制逐步得到确立，但这种确立是有限度的，我后面会讲到，它只是下半身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如何，总比原来一点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好。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市场经济快速确立，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往往以掠夺为代价换来，我在私下常常把它概括为卖血经济。卖血当然不能卖所有人的血，当然是卖最弱势最底层的庞大人群的血。也就因为这种两面性，制造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彼此起伏的过程。用权威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那个时候，公共事件像90年中期以来那样频繁爆发。大家可能发现一个微妙的交汇点，就是我们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跟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完全同步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化媒体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我这次来到香港，以及我去年去美国，我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很自豪的心态，为什么我觉得很自豪呢？80年代我就想当一个记者；尽管那时没能当上记者，但当记者的职业理想一直不改，所以80年代我非常关注媒体尤其是香港媒体，那时香港媒体在我看来是个标杆。但是我现在来香港，80年代的那种向往好像没有了，我反而觉得很自豪，我自豪的原因当然是觉得我做得比他们好，我做得比他们好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指我们大陆的市场化媒体做得比他们好。无论是客观上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推动，还是专业的程度，我觉得都比他们好。

    去年我到美国呆了20多天，我也是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说，中国记者在职业规范上，在专业技能上不能跟他们比。但我认为美国同行的整体成就感、幸福感没有我们强。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在的国家是一个新闻富矿。这基本上是一个规律，稳态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社会，一个正常社会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新闻的社会。它的这个社会太正常，所以有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为大新闻，好多媒体都倾巢而出，而这些鸡毛蒜皮在我们中国媒体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这儿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就是说我们这发生了很多公共事件，你把它们拍成电影，拍成戏剧，绝对是一部部大片、名片，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写出来的剧本都要精采。就是说我们中国是转型期的中国，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之所以不正常，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总是在不断创造奇迹，不断创造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

    中国不断创造奇迹，因此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碰上我刚才讲的，三个、四个、五个这样的奇迹，只要你抓住这些奇迹，那么你这辈子的功名就没问题了，你就可以青史留名了。所以我到美国就跟他们讲，你们呆在美国有什么意思？你们应该都到中国去，去中国创造你们的职业成就。

    市场化媒体把我们带出信息黑洞

    没有媒体介入，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杨继绳老师就不知道他父亲饿死是一个公共事件，他以为只是偶然事件，只是因为他家太穷。这是过去的情况，人们都在悲剧之中，却不能发现悲剧背后普遍性的联系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在成就市场化媒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它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香港正在热卖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前辈杨继绳老师，这本书叫做《墓碑》。书中有个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杨老师的父亲当然是被饿死的，但是当他父亲被饿死的时候，他居然一点愤怒都没有，一点追问的冲动都没有，为什么？不是他没这个本能，而是他以为在当时中国，只是他父亲被饿死了。今天在座的都知道，至少3千万人被饿死，那么大规模的历史上罕见的公共事件，那么巨大的悲剧，没有一家媒体介入，没有一家媒体去追问。也正因为没有媒体介入，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杨继绳老师就不知道他父亲饿死是一个公共事件，他以为只是偶然事件，只是因为他家太穷。这是过去的情况，人们都在悲剧之中，却不能发现悲剧背后普遍性的联系，没有从这个普遍性的联系上升到对整个制度的追问，也就没有可能去推动整个制度的变革。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3千万死难者的亲友，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你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你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这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信息屏蔽的罪过在哪？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那么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很多老板跟我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公共辩论提升民族智力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逐步的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的人大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

    媒体第二个推动作用就是我刚才讲的，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干什么？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这个媒体就是当下中国都市报的第一品牌，就是《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破天荒地每天拿出几个版做评论，做独立的评论板块，刚开始这个模式很多人是质疑的，据说这不符合老百姓的阅读习惯，但坚持下来最后还是成功了，评论成了《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拳头产品，很多读者买南方都市报第一时间看它的评论，它强制性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然后南都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跟《南方都市报》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我们知道在别的国家比方在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所以，发达国家的公共辩论是非常普及的，这种公共辩论跟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辩论。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全部目的在于赢，我一定要赢，即便我的辩题毫无道理。我愈是把本来没有道理的辩题辩赢，我愈是水平高。这是一种只为功利只为赢的辩论，赢压倒一切，道理本身并不重要。

     人家的辩论不是这样的，而是忠于事实和逻辑的一种辩论，主要为了探讨真相、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辩论，这种辩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确不能马上搞大选——明天早上就大选，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训练，没有这样一种准备，比方说，辩论的训练。这个公共辩论普不普及，深不深入，持不持久，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根本问题，一个民族总体智力水准高低的问题。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你们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我们知道连战在台湾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很多人瞧不起他。他为什么在台湾被人瞧不起？原因之一是不会讲话，嘴很笨。但是在台湾嘴很笨的这位政治家，一站到中国大陆的讲台上居然就成了一流政治家。可见我们整个智力水准的欠缺。所以中国要达到民主，的确需要一个训政的阶段。

    当然，训政不只是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对统治者的训政。训政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共辩论。我想这里很多都是大陆来的人，大陆从幼儿园到大学，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听老师，在家里听家长，到了社会上听领导，你听就行了你辩什么论？辩论就是刺儿头，你要辩论你就另类，你就会边缘化，然后你就会被整个主流抛弃。所以，如果说我们市场化媒体对公民起着什么作用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逐步的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的人大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社会要长骨头才能站起来

    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我本人就是做评论的，或者说我本人就是参与公共辩论的，我参与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影响公共政策，使决策机制更民主、更理性、更科学。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前提以往是不存在的，这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荒谬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十多年是市场化媒体凯歌行进的十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十多年。

    我刚才讲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盘散沙的转型。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为什么过去我们人口众多，十几亿人，但一直只有政府，不见社会？因为社会没有骨头，一个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构不成骨头，必须靠民间力量把公民组织起来，组成为公民社会，社会才有骨头，才能够站起来，才有资格跟政府的力量去博弈。这个博弈不是要打倒政府，这个博弈是跟政府互动。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政府跟民间社会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这对双方都是好事情，是双赢的事情。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刚才讲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我们社会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其他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走不下去了。这是我讲的市场化媒体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到2007年的大致情境。

    市场化媒体面临新的险阻

    已经最完美了，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意图，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不容挑战的。那么谁可能挑战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

    我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我要讲的新国家主义的背景。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向你们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没有这个力量做，我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推进市场化，但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你这个孙猴子永远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你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你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它在经济上形成了我刚才讲的金字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寡头集团，那么当然不能允许媒体例外，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个人有点始料未及，我想不只是我个人，很多人都有一点始料未及，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一种必要的代价，是社会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今天有，可能明天有，后天就没有了，转型完成了它就没有了。只要能够转型完成，这点代价我个人愿意付。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它好象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什么呢？因为金字塔上端的那些人，那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计划体制的好处他们有，市场体制的好处他们也有，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化合产生的好处他们更有。所以，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种社会结构或者说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他们当然就不愿意牺牲。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讲到这种新国家主义，就不能不提张五常。张五常前不久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就是中国现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他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在网络上引起排山倒海的攻击，但是攻击他的人不会想到，他的言论不是学者言论，他的言论是寡头集团的共识，他只不过说了寡头集团过去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已经最完美了，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意图，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不容挑战的。那么谁可能挑战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从这个角度考察2008年市场化媒体遭遇的一连串困惑，就都可以理解了。

（本文为2008年10月香港大学演讲实录，略有删节。载《南风窗》今年第二十四期）

笑蜀

         ——载今天《东方早报》